王权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指出，自然选择在世界上时时刻刻都在仔细检查着生物那些最微细的变异，将坏的及时清理干净排除，将好的保存下来进行积累，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管是在哪些地方，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它就会悄悄地、非常缓慢地进行着工作，将各种生物与有机的还有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进行一个改进。这说明地球系统中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进化是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由大气圈、水圈、土圈和生物圈构成的地球系统在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中，获得了负熵(熵代表的是无序，而负熵表示的则是有序，负熵也称为熵减；反之，则为正熵或熵增)。
循着资本发展史回溯，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在取代低效率自然经济和管制经济的同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人类在享受空前物质盛况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资本给生存环境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矛盾和灾难。如果不能从痛处着眼，细处探微，实处发力，跳出投资“小宇宙”的框架，人类就无法克服熵增的趋势，也就不可能让投资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实现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维一体的重要信使和媒介。
生命系统的高度有序离不开外界负熵流的输入，这是从能量交换的角度来考察外界事物对于系统有序化程度的影响情况。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投资就是要聚焦绿色环保低碳项目，通过投资做功，将资本能量赋予融资方，为不同行业输入绿色负熵流，推动清洁能源生产、技术体系升级和就业增长。这不仅是一种将环境和社会问题纳入投资决策的价值理念，更是通过绿色投资实践的多维引流，实现资本势能的高效循环使用，在对资本逐利本性进行规训基础上实现熵减。
当系统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与信息交换时，物质或信息的某些特性可以降低系统有序化能量的流失速度，一定程度上起着替代、补偿、加强和扩展有序化能量的作用。虽然资本不能完全替代物质和信息，但是负载在资本上的势能可以撬动一系列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随着资本的不断输入，一轮又一轮的生产力运动持续提升着绿色项目的有序程度，延展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在这个意义上，ESG理念滋养之下的绿色投资可以视作一种负熵能量的注入，它以绿色项目为基点，帮助人类进行跨时间和跨地区的价值交换，最终体现为省能节料的清洁生产和生产防污的有机统一。
宇宙是由相互渗透的能量场所构成的，而每个人的能量场都跟大宇宙的能量场息息相关。气候变化、股票市场、星体运行、生物进化、战争局势……当我们从“天人合一”视角将这些现象与资本力道放置在一起进行审视，我们正面对着一个由众多函数和参数组成的超大型函数指令集，当投资方内心认同的函数指令集按照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层维度运行，恰好能够与融资方的函数指令集动态重合时，关于投资的共识就会形成，这种共识对资本做功，资本再对项目做功，人类共识的力量也就与资本、项目、自然紧紧融合在一起。
任何一个企业，只有不断地对外开放，引入人才、技术和先进理念等充满活力的负熵流，才能延缓企业因为自发性熵增造成的衰退。对于投资方来说，在利用大数据技术获取自身和融资方不断迭新的ESG指标数据基础上，将资金导入绿色低碳领域，才能创造更持续、更平衡、更包容的投资回报。对于融资方来说，必须克服股权结构单一、激励机制匮乏、产品质量缺陷、污染治理滞后、社会责任不足等熵增现象，让ESG投资理念成为沟通投资方与融资方熵减的“道法术器”。
由此观之，ESG实际上也是一种致力于追求熵减的投资理念。它在传统财务指标基础上，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要素融入投资全生命周期，是实现“投”与“被投”共同熵减的过程，是投资理念、投资方式和价值创造的联动过程，不仅能够筛选出表现为熵减的融资方，也能够产生绿色负熵流，推动环境改良，反哺投资方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以践行社会责任投资为己任的ESG投资理念与西方近年来兴起的社会影响力投资理念在根本上是可以有机融通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旨在通过资本引导，用商业化的逻辑创造社会效益，补充公共服务、协同社会治理。将社会影响力投资理念融入ESG投资理念，可以有效规避ESG投资“财务优先”的框架，将追求财务回报与创造环境价值等量齐观，在引进绿色负熵流与创造投资回报的互动实践中达成平衡状态，为投资行业在清洁能源、废物处理、水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缓解等领域破困局、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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